严父马兴时1922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生于农民家庭，上过私塾，读过洋学堂，有一定文化基础。在旧社会为生存闯过关东，逃过荒要过饭吃过苦。从1948年4月潍坊地区解放就开始当村干部，于50年代初入党。先后当过村长，初、高级社社长，大队支部书记，大队长等。还接受公社党委任命，当过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小组长，进驻龙岗中学四年（原临朐五中）。官做得不大，是共和国最低级别的“官职”，报酬待遇是挣工分。到1979年底，前前后后在岗位上奋斗了三十一年。1988年农历五月初八，他因病去世，享年66岁。
严父健在时，常以“八不”准则教育我们姐弟六人。我们头上老是像戴着个“紧箍咒”，不敢犯“规”，不敢越“雷池”半步。但常言道：纪律只对不遵守纪律的人来说是约束。时间久了，我们习以为常，也就不觉得太束缚了。我把这“八不”准则，就当作是运动场上的跑道准线，在跑道内不偏不歪、不左不右，径直向着人生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。
政治鲜明不含糊。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，我五六岁。记得有一年春节，严父拿回一张毛主席像，贴在了我们家正房北面墙上。我问这是谁的画？严父说，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，他领着我们穷人翻了身，当家作主过日子。严父指着像下面的一行红字教我读：毛主席万岁！从此，我记住了这句口号。
1959年至1961年，国家遭遇了三年生活困难。严父回家利用晚饭后的空闲时间（这个时间后来成了严父教育我们的规定时间），对我们姐弟六人严肃地说，当前社会上有一小部分人发牢骚，你们姐弟六人在外边不许跟着起哄掺和，人家骂你们制止不了，回家告诉我，但不允许跟着瞎跑！我们要毫不含糊，旗帜鲜明地拥护共产党，拥护社会主义，热爱领袖毛主席。严父说，1942年大歉年时，我们一家逼得去闯关东、下煤窑求生；如今生活再难，我们也没再像那时候一样去闯关东讨饭吃。这么一对比，谁好谁孬不就比出来了吗？还是共产党好，社会主义好！我们姐弟六人听从严父教育，没一个在外边跟着瞎嚷嚷的。
经济清白不私占。严父在政治上旗帜鲜明地要求我们，在经济上也同样严格。虽然我们家里没有在外负责经济工作的，但严父也利用空闲时间给我们打“预防针”：假若将来有谁负责集体或公家的经济财会工作，要坚决做到公私分明，公钱公款绝不得私用。宁愿借亲戚朋友钱，拉下外债暂时还不上，也绝不允许动用集体或公家钱款。严父以身作则，当村官三十一年，没贪占挪用村里一分公钱，也没受过贿赂中饱私囊。20世纪80年代，我在龙岗教育组工作，领导批准从财务上支给我一百元公用活动经费，留着因公事急需而用。还有每学年每学期按上级规定，收取全乡各学校学习资料费和全乡学生试卷费，不少于两三千元，未上缴前我都在专门的匣子里保管。在教育组工作六年整，不管当时家庭有多困难急需用钱，我都没私自动用一分公款。这都源自严父的教诲，让我不敢动、不能动、自觉不想动。
作风正派不歪斜。作风问题无小事。记得小时候，严父在公事缠身的百忙中，见缝插针地对我们进行作风教育，这真是从娃娃抓起。严父时间紧，就是吃晚饭有时间在家，与我们相处时间长些，吃着饭严父就发话了，严厉地嘱咐我们，在外边不能“欺负”女孩子。从我上一年级到高小毕业，严父不知道嘱咐了多少次。刚开始还小，只认为不能和女孩子打架，要友好相处。后来随着岁数增长，渐渐地懂得“欺负”女孩子的真正“含意”了。所以从初中直至师范毕业，我一直与女同学保持着安全距离，不敢单独接触女同学。后来走向社会参加工作后，与女同事也是保持着一定安全距离，生怕闹出个什么丑事绯闻多丢人现眼。
艰苦朴素不攀比。我小时候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国穷民不富。我们家姐弟六个，穿衣就是个大问题。有时在学校看见人家买上新鞋，穿上新衣服，回家就对娘说，言语中流露出羡慕的意思。严父知道后训诫我们，在外面不能看着人家穿新衣裳眼馋，在学校不能和人家比穿戴，要比学习才行。穿戴要艰苦朴素，衣服陈旧不丢人，攀比思想才丢人。所以，我们家姐弟六人穿衣是“新三年旧三年”，兄姐倒下旧衣缝缝补补，妹妹弟弟再穿三年。我还曾经穿过姐姐倒下的旧“花”鞋。后来从《人民日报》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小时候也穿过姐姐倒下的旧“花”鞋。这是巧合吗？不！因为我们是同一代人，都经历过那个艰苦年代。
集体财产不能拿。记得小时候在农村，因为生活所迫，村里有的人偷割麦子、掰玉米、扒地瓜拿回家，司空见惯。但这些小偷小摸之事绝对不能发生在俺家里。严父在村里当村官，打击小偷小摸、保护集体财产是社员大会上一项主要工作，每次召开全村社员大会都强调这事，并安排共产党员、退伍军人等思想觉悟高的社员在地里看庄稼，在村头路口检查社员行嚢。严父回家对我们姐弟六人，强调得更严厉，绝不允许我们随便拿生产队集体的一粒粮食回家！谁私自拿来家，谁自己交到生产队场园里去。有一年秋末冬初，我与伙伴捡了几个霉烂生了芽的谷穗子，严父还命令我交到生产队场园去。按照严父的说法，就是公私分明，集体财产任何人不能随便动、随便拿。
打架斗殴不轻饶。不懂事的少儿时期，在外面吵嘴打架很平常，而我们兄弟四人却不行！从学着懂事起，严父就再三教育我们，在街上和小伙伴要和平相处，学会让人，不赚便宜。不能结成团伙，无理取闹，滋事生非，骂人打人。严父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：自家孩子在外面街上与人吵嘴打架，回家后不管有理无理，轻则一顿训诫，重则扇耳光和踹脚；后来改为有理轻打，无理重打，还要去对方家赔礼道歉。我亲身经历过这个过程，从此，再也没敢在外面打过架。
手脚干净不染尘。20世纪70年代，我们兄弟四人都已成年。但严父对我们的要求一点都没放松，反而更加严厉了。每次回家凑成块时，严父都是拿着社会上的反面犯罪例子，教育我们兄弟四人，嘱咐了又嘱咐：在外面单位上要听从领导、团结同志、努力工作，靠真本事实干吃饭。要思想正确、品德端正、分清是非，坏事不参与。不能坑蒙拐骗，给他人和公家财产造成损失，要手脚干净不染一尘。在严父的教诲下，这70年，我做到了！
以权谋私不能办。严父当村官三十一年，最大特点是党性强，从不拿党和人民的权力，搞以权谋私，为自己家人开口子办私事。1974年至1976年，严父是理所当然的龙岗公社大中专招生“推荐选拔”领导小组副组长。1974年，我不够条件时，他也不回避。到1975年7月，我回乡锻炼二年半，够推荐选拔条件范围了，严父却主动从领导小组里退出回避了。并且不允许我参加报名，一怕难为领导小组其他成员，二怕龙岗人民会有看法，说他以权谋私推荐自己儿子上学。结果村里分了一张表（虚名额）给报了名，最后又被公社刷下来。严父却很高兴，说这是最好的结果，省得龙岗人民说啥不好听。事后，公社通讯报道组的同事对我说：“推荐选拔刚开始，我和全龙岗人民看法一致，你排第一，上学非你莫属！结果你却‘落榜’了，比孙山还孙山，我没想到这个结果，我才相信你父亲没利用权力以权谋私，龙岗人民也服了，嘴也堵住了。”1976年“推荐选拔”上学，严父又回避，我又一次“落选”。直至9月份了，临朐师范扩招又分龙岗一个“社来社去”名额，公社文教助理李兴福才“舌战群儒”，力排众议，建议推荐我去上师范。结果上了个“社来社去，哪来哪去，不转户口，不分配工作，毕业回原籍”当民师的一年师范。直到恢复高考三年后的1980年9月20日，重回师范参加招录考试，一考定乾坤，榜上有名！严父听说后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这样凭自己本事考上学多光彩，多体面，给你自己，给你爹，也给李兴福助理争了光，添了彩。当初若靠我的权力，你首先被推荐上学，在龙岗人民眼里，你就是靠我的权力上的学，自己没有真本事。人家说你是权力生，关系生，我的脊梁骨被龙岗人民戳断。以权谋私要不得、不能办！”
上面就是我的严父，生前在俺家规定并执行的“八项”准则，也成了我们姐弟六人成长的处世行为标尺，并将这些准则要求当成传家宝代代相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