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起英雄，可不是英雄所见略同，而是大相径庭。按说雷锋该是当今的英雄，可有人就是将其贬为 “会说话的机器”。何为英雄？“英”为才智，“雄”为胆识，二者相辅相成。否则，或是一介武夫，或是文弱书生。“英雄”一词的连用最早见于《后汉书》，但直到上世纪初，才将其录入辞书。“英雄”的概念相当主观，至今没有一个确切完整的表述，这也说明了对英雄认知的见仁见智。而且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词义还在不断变化。总体而论，英雄是指具有超常能力并作出一些非凡之事的人。在这里，“英雄”的涵义当然无须计较，但“英雄”意义的真正演变及其价值的客观认定，却还是需要关注的。
最近有本 《说破英雄惊杀人》的书，很是吸引读者的眼球。作者黄波在序中说，本书意在揭露《水浒》人物的种种“暴行”，抨击国人对此的纵容和麻木，明确判断英雄的标准：“即看是否把天赋权利摆在最重要的位置。可是千百年来，漠视人之天赋权利的梁山好汉被当作英雄，受到国人的追捧，这是严重违背现代文明理念的。本书的主旨就是要打破人们对水浒英雄的梦想”。
好一番动听的绝妙说辞。正可谓奇书共欣赏，疑义相与析。
首先，说英雄谁是英雄？这是黄著序言的题目，在此正好拿来一用。说实在的，《水浒》问世千百年来，虽然心口相传，历久不衰，特别是号称梁山好汉的一百单八将，更是妇孺皆知，深入人心。但世人只知他们为好汉，英雄之说却是鲜见。由此可见，好汉与英雄之间大概还是有些区别的。为此，既然不是英雄，何有“说破”之说？其中倒是有一打虎英雄武松，武松的打虎壮举的确也够英雄的标准。但如按现在的观点，这是英雄吗？这是猎杀珍稀野生动物，是该当死罪的。黄著的通篇立足点就在于先竖起“英雄”的靶子，然后再肆意的放箭。因为不如此，就无以作说辞，更无以去惊煞人。
其次，即便模糊了好汉与英雄的区别，权且一样，那又如何？要知道，大地有昼夜，太阳有黑子，人也是善恶同体的。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纯，重要的是看主流，看本质，不能以偏概全。英雄本是人，从来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。正因为如此，才一个个有血有肉，栩栩如生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武松不打虎，不杀嫂祭兄，不斗杀西门庆，不醉打蒋门神，那还是武松吗？我们每个人每天都离不开粮食，可粮食在给人类提供营养的时候，也产生了粪便，谁有本事将粮食全部成为营养而无粪便？谁又因为产生粪便而不食粮食？
再次，英雄的概念是主观的，可英雄人物是历史的，具体的。此时的英雄非彼时的英雄，中国的英雄也并非是他国的英雄。离开了产生英雄的时代背景去评说英雄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为此，黄著用天赋权利作标准，貌似公允，却是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，人的意识来源于存在。想那千百年前的宋朝，不用说要人们具有天赋权利的现代理念，恐怕连想一下都是天方夜谭。其实，在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社会里，正是宋江和他的弟兄们，敢于冲破皇权神授人权皇赐的桎梏，扯旗造反，才争得水泊梁山一席之地，由此在通往天赋权利的道路上挪动了一小步，在这面真理的旗帜上增添了些许色彩。所以，拿天赋权利的标准去衡量《水浒》人物，就像用咖啡的标准品茶水，用油画的方法评国画，用西医的理论释中医，有点驴唇不对马嘴，怎么看怎么别扭。
还有，人类进步的过程，其实就是“文化”的过程；人类进步的历史，其实就是“文化”的历史。人们的观念是植根于文化的，可别漠视文化的作用。这些熠熠生辉的艺术形象，之所以千百年来广为流传，说到底是一种文化形态。他们深深地根植于大众，根植于博大精深的文化，敬佩这些豪杰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现象。因此，尽可颠覆英雄，但却无法颠覆文化。而且，在国人观念里存在了千百年的好汉们，也不容许被轻易颠覆。
可作惊人语，且莫惊杀人。虽然杀人偿命，惊杀人不偿命，但这毕竟不是善事。黄著欲将他们“说破”，可他们是什么？是凡夫俗子？还是坏蛋恶人？恐怕黄著也不敢妄下结论。应该感谢施耐庵和《水浒》中的众多人物们，为黄著提供了说辞，使其藉着他们将名与利尽收囊中。由此看来，彼亦“英雄”矣。其实，黄著没有包打天下的本事，须知，路见不平一声吼、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一百单八将，他们并非皆英雄，但却个个是好汉；他们并非纸糊泥捏，一说就破，而是饱经沧桑，铁骨铮铮。